“亲子嫌疑妄想症”

在上海、广州、北京等中国城市，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数在逐年稳步增加。在南京，春节后还一度出现亲子鉴定的“爆棚”现象。 　　亲子鉴定升温，透露出今天社会中家庭的信任危机，这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结果 　　张铁军看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心里越来越为一个念头所折磨：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像自己？他瞒着妻子安心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是爆炸性的：他果然不是自己的儿子！张铁军愤怒地把孩子甩给安心：“我有这孩子基因测试的证明！基因能把你们这种人的隐私、丑事全都给抖搂出来！” 　　在小说《玉观音》中，作家海岩这样描述，“安心这时有种神魂离窍的感觉，她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明白在自己的人生中，那件最可怕最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和毛杰一共做过三次，除第一次外，另两次都有避孕措施。这就是安心后来不止一次对我说的，一个女人，一次错误都别犯，犯了就能毁掉你的一生！” 　　安心的命运不过是中国女性在亲子鉴定所处角色中一个戏剧化的缩影。而今天，亲子鉴定早已经不是影视小说的创作专利，开始进入了中国寻常百姓家。 　　亲子鉴定“爆棚”？ 　　2004年春节后，据媒体报道，中国南京出现了亲子鉴定“爆棚”的景象：节后的头几个工作日，江苏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心就接待了近20例要求做亲子鉴定的家庭，这几乎是往年两个月的工作量，最多时一天就有8人携子要求做鉴定。 　　中国的亲子鉴定真的出现了全面升温的状况吗？记者为此专访了上海、广州、北京、黑龙江等其他地方的亲子鉴定机构，结论是并没有出现南京那样的“爆棚”现象，但是各地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数确实在逐年稳步增加。 　　北京除司法系统外惟一获得司法局资格认证的亲子鉴定机构——北京朝阳医院刘敬忠教授介绍，“自2000年向社会开放以来，已完成300多例亲子鉴定。现在人数的增加跟上网查询方便有关系，在寒暑假时人更相对多一些(趁孩子有空的时候做)。” 　　早在1981年就率先在中国开展亲子鉴定业务的上海血液中心遗传免疫室主任张工梁分析认为：南京亲子鉴定出现一时“爆棚”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南京有许多人都是到上海做这个鉴定，现在南京有了，就不再转道。 　　即使这样，在上海做亲子鉴定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张工梁描述说：“有的小孩不到1岁，丈夫瞒着妻子偷偷把孩子抱出来抽血，还催促‘快点快点’，因为抽完血要赶快再还回去”。 　　北京朝阳医院的刘敬忠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比较开放，情况就更复杂。”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系的数字似乎验证了他的这个说法。2003年，这所学校法医系接受的亲子鉴定数量达到1000多例。也就是说，地区开放的程度，与要求做亲子鉴定的数量之间成正比关系。 　　中国爸爸们的“亲子嫌疑妄想症” 　　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亲子鉴定案例中，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悄悄来做鉴定的比例越来越高。据北京朝阳医院刘敬忠介绍，在他们那里，90%以上的案例起因是男方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著名婚姻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介绍，她曾经接手过一个著名作家的离婚案件，该作家提出要求做亲子鉴定，理由仅仅因为妻子在外事部门工作，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因为怀疑无凭据，被法庭当即驳回。 　　上海血液中心张工梁从事亲子鉴定业务以来，也碰到不少猜疑的例子，“有个老教授，怀疑自己的老四、老五不是亲生的，70多岁了，还要求做亲子鉴定，结果老婆骂他，孩子也骂他。鉴定下来的结果也都是亲生的。他仍然有怀疑。我们还特地约了老教授见面，提出可以免费给他怀疑中的‘第三者’做鉴定，结果他找不出第三者。” 　　而早年上海一所大学的老师，文革中受到冲击，与老婆离婚了。后来他回到学校，又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提出做亲子鉴定，结论是他亲生的孩子。他不信，还问“是不是为了安定团结，不是我的孩子也说是我的？” 　　事实是，中国亲子鉴定数量没有出现“爆棚”，真正爆棚的是中国爸爸的“亲子嫌疑妄想症”。 　　在这种心态下，有人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证实孩子是不是亲生到各地去做鉴定，寻求“婚姻不忠”的证据认同。江苏的一名父亲，已经做过鉴定证明是他的孩子，又到上海血液中心来做。结果亲子鉴定的结果还是他的孩子，而且他的血型是非常特殊的，1万人当中才有一个。 　　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系伍新尧教授介绍，从他们接受的亲子鉴定案例来看，也是丈夫怀疑妻子“红杏出墙”的占最大多数。其实从鉴定的结果看，绝对大部分都是亲生骨肉。来自上海血液中心的鉴定结果是，非亲生孩子的不超过20%，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dna遗传室鉴定结果中，非亲生比例大约是10%——这意味着至少有80%的孩子被亲爸爸疑神疑鬼，而几乎100%的孩子遭遇了诚信危机。 　　无论南北，鉴定的结果出台后，往往是戏剧化的场面：女方嚎啕大哭、丈夫不断道歉的一定是亲生的；而丈夫摔门而去，女方默不做声的则是爸